本帖最后由 指文图书 于 2017-9-1 14:5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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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因历史的某些局限以及历史书写者的个人好恶，一个曾搅弄风云于天下，一个时代因他而翻覆的乱世枭雄，其面目竟如他的字“本初”一样模糊并神秘莫测，只能凭后世的话本、演绎随意拼合，这实在是一大憾事。因此，本书是一本很值得期待的书。
本书是一部专注写袁绍、解决关于袁绍及其家族各种疑难杂症的书。全书40余万字，作者倾力搜集各种史料文献，分析加工，相对完整地将袁绍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履历呈现出来。一个鲜活、有血有肉不再只是个传说的袁绍，他的野心的形成、他的野心的践行，及至他的野心的彻底崩毁，有据可依，有据可查，不再只建立在虚构之上。
当然，写袁绍，必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粉墨登场的各重量级人物，于是，东汉末年官场风云、东汉皇室秘闻、前三国时代天下格局的形成，以及曹操、刘备、孙权、董卓、吕布、诸葛亮、袁术等等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与主人公袁绍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一登场，并充分解析为何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氏家族的遗产。
袁绍，一个失败者的历史，支撑起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内容简介
他出身高门，以皇帝年号“本初”为字；他诛宦官伐董卓揽群雄，名震天下；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大厦将倾的东汉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是一个时代的主宰，却在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里沦为历史的配角。他是袁绍，一个被历史误读的乱世枭雄。
作者简介
罗三洋，男，1979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1985年随家庭移居北京。1998年赴德国留学，就读于海德堡大学，留学期间翻译了约达尼斯《哥特史》，并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连载《上帝之鞭——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受到读者好评。2006年回国后，出版有著作《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2007年出版，2015年修订）、《梦断三国》（2008年）、《柔然帝国 （西向天狼丛书）》（2009年）、《罗马的黑人皇帝》，译著《哥特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2年）等。
目录
第一章 名门之后
第一节 豪族联——袁隗的婚礼
第二节 帝国危机——公元2世纪中叶的东汉局势
第三节 造反有理——三统五行学说与江淮民变（公元144~145年）
第四节 本初迷局——袁绍的身世（公元146~147年）
第二章 宦海沉浮
第一节 豺狼当路——梁冀的统治（公元148~158年）
第二节 快意恩仇——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公元159年）
第三节 宦官专权——袁绍的青年岁月（公元160~165年）
第四节 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公元166~167年）
第三章 四世三公
第一节 六年之丧——第二次党锢运动（公元168~171年）
第二节 四世三公——通往权力之路（公元172~177年）
第三节 本初俱乐部——袁绍的黑社会（公元172~177年）
第四节 名将之死——中朝的内讧（公元178~183年）
第四章 江山变色
第一节 黄巾暴动——瘟疫的力量（公元184年）
第二节 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公元184~186年）
第三节 末代禁军——西园八校尉的组建（公元187~189年）
第四节 正义的背叛——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公元189年）
第五章 乱世枭雄
第一节 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第二节 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组建讨董卓联军及董卓迁都（公元190年）
第三节 第一滴血——联军的胜利与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第四节 兄弟反目——袁绍与袁术的扩张与决裂（公元191年）
第六章 群雄逐鹿
第一节 英豪本色——孙坚之死与界桥之战（公元191~192年）
第二节 血染长安——董卓遇刺与李傕、郭汜的反击（公元192年）
第三节 丧家之犬——吕布投奔袁绍及其再次逃亡（公元193年）
第四节 幼狮出笼——孙策投奔袁术（公元194年）
第七章 鹰杨河朔
第一节 饿鹰来袭——张邈联合吕布驱逐曹操（公元194年）
第二节 力挽狂澜——袁绍助曹操击退吕布（公元194~195年）
第三节 祸起萧墙——袁绍镇压臧洪，分封诸子（公元195~196年）
第四节 霸王开疆——孙策渡江与吕布夺徐州（公元195~196年）
第八章 自掘坟墓
第一节 天子下席——李傕、郭汜的内讧与献帝东迁（公元195年）
第二节 百虑一失——袁绍命曹操迎献帝迁都许县（公元196年）
第三节 五世七公——袁绍晋升太尉、大将军（公元196~197年）
第四节 僭号仲家——袁术称帝之谜（公元196~197年）
第九章 鲸吞宇内
第一节 藕断丝连——袁绍与曹操的最后合作（公元197年）
第二节 白门缚虎——袁绍与曹操消灭吕布（公元198年）
第三节 鬼神之攻——袁绍消灭麴义、公孙瓒与袁术败亡（公元198~199年）
第四节 箭在弦上——袁绍与曹操的决裂（公元199~200年）
第十章 龙战官渡
第一节 悠悠黄河——袁绍南征曹操（公元200年）
第二节 风雨乌巢——官渡大战（公元200~201年）
第三节 巨星陨落——袁绍病逝、刘表北伐与袁尚南征失败（公元201~203年）
第四节 芟夷大难——袁尚、袁谭反目与曹操征服河北（公元203~207年）
尾声 毁灭与轮回
附录 袁绍年表
序（节选）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他的家族被曹操毁灭，而他的事业又由曹操继承和光大；他曾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死时仍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未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他就是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霸主，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如果没有袁绍，东汉不可能如此怪诞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也根本轮不到曹、刘、孙三家瓜分天下；而如果袁绍成功了，很可能不会出现“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及其后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纷繁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翔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他史籍大多早已散失，所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部分保存了下来，值得重视。当然，其中一些史籍的写作立场严重偏颇，内容的可靠性未必很高，需要时时留心。
《三国志》和《后汉书》固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与雅俗共赏、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相比，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不甚满意。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形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历史观。
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往往与流行的历史观相去霄壤，因为流行的历史观大多是政治宣传，或是远离历史真相的文学作品。中国最流行的历史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就很不利于读者建立客观公正的历史观。即便是《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中，也充斥着各种蓄意歪曲事实的政治宣传，期待古代编纂者能将其一一辨识，显然要求过高。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发现这些“正史”中存在大量问题。受宋文帝的委托，学者裴松之搜罗了大量材料，对陈寿《三国志》作了详细的注解。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裴松之解释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篇幅超过陈寿《三国志》原文的三倍，实为汉末三国的史料集成，历来受到各方学者的高度重视。
汉末三国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通过研究多种史料，本书得出结论：
由于最终失败，袁家在官方文献中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原本很长时间都是东汉末年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吞并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在这场大戏的收尾之际，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矮化和边缘化，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一点都不夸张。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理所应当。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孙策、刘备等其他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表明，在曹操的所有对手中，袁绍是最难对付的。 关于曹操战胜袁绍的过程，史书中的记载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之处。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记载，曹操先收编了30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在5.8万~11万人之间。《三国志》又多次强调，袁军“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人才储备、经济实力和兵力都在袁绍之上，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果真如此，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曹操难道不应该主动进攻袁绍，并将其迅速歼灭吗？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按照《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设计开发的各款三国题材电子游戏中，曹操都可以轻易打赢官渡之战，甚至还不如之前打吕布、刘备等小军阀难度大），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纷纷向袁绍“暗送秋波”，最终仅靠袁绍的几名大将临阵倒戈才惊险取胜，岂不反而说明曹操缺乏军事才能吗？难道“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永无推翻的可能。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杰出的军事家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居然只是在长期艰苦的对峙之后，勉强击败了一个在能力和实力上都远逊于自己的无能之辈袁绍。而且，通过官渡之战，曹操仅仅是将南下进攻自己的袁军赶回河北而已，没能夺走对方一块土地。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两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表、刘备、孙权、刘璋势力都不稳固，而且相互敌视，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重新经营官渡防线。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趁机北伐，却无法轻易取胜，又在河北苦战五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五年，使孙权能够巩固其在江东原本并不巩固的统治，刘备也得以网罗诸葛亮等人才，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
实际上，史书中这一复杂难解的悖论，是为了掩盖严重影响曹操形象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直到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县张潘故城）为止，曹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以袁绍为主线的视角，来审视汉末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曹操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刘备和孙坚父子都曾长期为袁绍或袁术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这些人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一个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也是袁家的遗产。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的那样：“任何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因为所有内容都是经过他筛选的。”作为书写历史的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者深知，如果将袁氏家族的真实故事公之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他们蓄意炮制出大量的虚假史料。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也确实隐藏着太多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写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然而，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又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中国传统学术讲究“见微知著”，也就是以小见大。有趣的是，从袁绍的姓名和出生年份中，就能够透露出不少重要的信息。
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为“封禅”。到泰山封禅乃是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由此可见，刘备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从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蜀汉大臣谯周解释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语出《三国志·杜琼传》）也就是预言蜀汉政权必将亡于刘禅之手。当然这也可能是谯周的弟子、《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了给老师脸上贴金而编造的。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耐人寻味。
就笔者所见的资料，“公路”一词最早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与“公行”“公族”并列，可能最早是官名，后来演化成对世袭贵族的代称。袁术取“公路”为字，无疑是在炫耀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其志向甚至还不满足于此。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僭号称帝的惊世之举就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长期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时仍要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特殊的一个。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武德”或“贞观”，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在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虽然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汉朝人并不严格避讳皇帝年号。
隋唐以前，中国社会风气宽松，不仅无须严格避讳本朝皇帝年号，甚至也无须严格避讳皇帝的名字。西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竟然大书已经被西晋朝廷追认为“先帝”的“司马懿”和“司马炎”姓名，对另一位“先帝”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同名。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等名士在开玩笑时，还曾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做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今永康市）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但这在当时可能只是为了免于发生误解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是几乎终身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专制统治日益严密，避讳才变得越来越严了。
不过，袁绍取“字”为当朝皇帝年号“本初”，仍然显得十分突兀和奇异，显然是蓄意而为。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如果真有其事，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家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袁绍的字“本初”大有深意，而他的名字“绍”也不同凡响。一般来说，古代中国人的名和字通常含义相似，例如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等等，而袁绍的名“绍”与字“本初”的含义却截然相反。“本初”的本意是开启、创始，而“绍”字却是接续、继承的意思。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较为低下、疏远。的确，袁绍是小妾所生，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好几位嫡兄，还有位嫡弟袁术，以及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他“疏远继位”，逆袭成功，这也成为袁术后来痛恨袁绍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父母在给袁绍起名的时候，就已经在策划让他“疏远继位”的阴谋了？
由此可见，袁绍的“名”和“字”都含有极为强烈的挑衅意味，“疏远继位”再加上皇帝遇难的“本初元年”，看似含义相反，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宣布要颠覆现有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不寻常的使命。 “本初”，既是袁绍的私人密码，更是东汉帝国覆灭、三国乱世开启的密码。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疑问就会越多。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便不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末世东汉—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
总之，笔者认为，以曹操或刘备为中心的汉末历史观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客观地阐释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建立以袁绍为中心的汉末历史观，无异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更全面地去回望那个极具魅力与挑战的时代。笔者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内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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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30 15:17
